显然，新中国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条件从容地以历史的自然逻辑来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用学者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始终面临着历时性的问题要求共时性解决的巨大压力。

观察告诉我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总是在这样做。由此开始，法学也无反思地追随时代的精神，抛却了古老的知识传统，转向强调科学( 公理) 推理、强调知识确定性、精确性及普遍性之严格规准的实证主义。

(6) 法律体系的概念，其活力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 即世世代代发展能力) 的信念，这是西方独有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著作第8 章就其论题学法学的基本立场所得出的结论。这里的所谓对象化指向，抽象地讲就是法学研究的主体之间受法律实践目的的推动而将法学的概念、范畴运用于考察对象世界、以期对之发生作用的过程。文化多元表明实在法的民众信仰基础的分化和在价值追求上的多目标化。那么，我们能不能将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基本规范当作公理？ 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可能就存在理论争议，至少上述命题不会像从任一点到任一点均可作直线或所有直角均彼此相等之类的几何学公理一样不证自明。

一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学实践活动所追求实践的认识兴趣，它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化的现实，而是维护理解的主体间性，以确保个人和集团的……自我理解以及其他个人和集团的相互理解{14}。(9) 大学产生出一个职业法律家阶层，他们由于共同的法学训练而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知识共同体{1}195 － 199。我们指望一方面为了进行链条定义而确定一些基本概念，另一方面为了进行链条推演而确立核心的命题语句，或做诸如此类的工作。

[30] 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第123页。即使一度确定的东西也可能会被他人（论敌）无情地摧毁。[61] 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第285页。其特点在于：这种推理与世界的多样性与可感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质料逻辑的推理[71]，是在讨论中通过对问题（论题）的辩驳、区分、归纳引出有某种确然知识的推理，简括地说，它是一种从或然性之中去寻求命题和结论的工具[72].由于或然性的原理、知识或普遍接受的意见本身即具有可能争辩的性质，几乎所有辩证的问题都被称为论题，它或者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和知识，或者它自身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73].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5个一般性的论题（即差别、相似、对立、关系、比较）和用来证明某物更佳或更可欲的论题[74].在其后所著的《修辞学》一书中，他把修辞式三段论（原文为enthymema[恩梯墨玛]，从公元一世纪起被称为省略式三段论[75]）说成是由论题中的事例构成的三段论。

[73]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下），第362页，364页。[8] 公理体系的四个满足条件，是卡尔·波普尔在1959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提出的。

不过，也有学者考证，鲁道夫·冯·耶林是韦伯行动类型学说的主要理论先驱（参见郑戈：《韦伯论西方分离的独特性》，载《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3页）。[40] 参见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8页。[114]从这个角度讲，论题学决不是反理性、反智的，毋宁说它将法学的论辩活动带入更复杂、更可靠、更贴近人类社会生活现实的思考结构之中，它是我们在法学领域中通过对话、商谈或论辩来达成理性共识的必经的门扉。换言之，法学论证的前提并非公理体系推论的初始命题，它们不具有自明的、直觉的、公认的、不言而喻的性质，即：它们不具有逻辑上之必然的特性，而仅具有或然性，属于可争辩的问题领域。

但这也是被近代以来渐成强势的科学－技术理性话语所宰制的一种理性化努力，一种科学殖民的过程，是科学的方法论将实践知识的古老方法论驱逐出法学论辩与写作的过程，也是法学对自然科学之话语权力的主动归依。其在功能上必须看作是思考的定位之可能性和入门的途径。一旦问题是根据某种默认的尝试性理解之背景来加以理解的，那么问题的解答就能够按照下面的方式来重构：它被带进了多少有些清楚、多少有些广泛的推演关联结构（Ableitungszusammenhang）之中，由此揭示问题的答案[100].假如把这个推导关联结构称作一个体系，那么也可以简单地说：旨在寻求解答的问题是归结为体系之内的。法学所讨论的实践问题，总是应然的问题，即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或什么允许去做、什么不允许去做的问题。

但有学者从中看出了抽象概念作为思考形式（Denform）的局限性，指出：我们常常在（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或具体的生活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与其说是抽象概念，不如说是各种类型（Typus）。（3）法学的概念和命题故而也只能被赋予与问题保持关联的涵义。

毋宁说，论题学属于 辩证的推理。[2] 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版，第49页。

[89] 据考证，维柯曾于1708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方式》（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对古老的研究（修辞学、论题学等）和新的研究（主要是当时的科学方法）之优劣进行比较，强调古老学问的思想价值。在情境变更时，必须反复地为问题解答尝试寻找新的指引路径。在此意义上，论辩和问题定位属于辩证推理的领域。[64] 有关Topika（或Topica）、topos（topos）和德文Topoikataloge之汉译五花八门，见徐国栋：《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75页注4。[18]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19页。对此，（推导意义上的）体系之作用极其有限。

也许，我们过分纠缠于词语的辨析，而忽略了我们所要探究的真正问题。第21章讨论在无争议的场合能否通过寻问有哪些合适的证明来源来创设可能的考察方式，这也是接下来两章论述的主题。

而困局思考方式进行的程序则完全相反：它有时可能只考虑片段性的省察（fragmentarische Einsichten）。我把这样一种体系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论题学所讲的论题目录到底有哪些？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多少显示出某种差异。[35] 同上书，第94－95页。

[11] J. Esser， Grundsatz und Norm in der richterlichen Fortbildung des Privatrechts， Tuebingen 1956， S.7. [12] G. –W.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Berlin 1969， S.46ff. [13]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版，第46－47页。质言之，法学要认识隐含在立即可解的字义背后的意涵，并将之表达出来。尽管通过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所获得的结论之可靠性、精确性，绝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证明及精确的测量那样的程度，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法学是一门学问，一种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37]. 三、作为实践知识的法学：视角的回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试图寻求一种视角的回归，即回归到内在观点之法学或法学之内的法学，而不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法学外的法学）[38].这种内在观点之法学的重要之点，在于它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当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就指出：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

（3）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具有完全性，即从若干法律公理推演出整个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的全部命题。c）实在法律规则存在规定上的漏洞，即：现实中发生的案件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法律规则（规范）加以调整。

（3）诡辩的推理：以似是而非的前提为自己的推理依据，或者以前提可信、但推理程序不对而形成的推理[70].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首先不在于探讨第一种推理形式，因为那是形式逻辑讨论的主题（它更多地考虑思想的纯形式，属于一种不及物的思考），当然也不是最后一种推理形式（那是某些诡辩家的论证技术，其构成《工具论》之辩谬篇讨论的对象）。从《论题篇》第2章第8节至第4章，西塞罗对这些论题目录进行了简要的表述，并在第18章就其实质论点作了总结。

人类根据国家的理性建筑学（Architektonik der Vernuenftigkeit）标准来进行建构，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质料将这个体系表达出来（成文法典体系）。因为问题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即使在特定领域（比如法学领域）有了反复出现的可靠观点，仍然存在一些论题被用于问题的定位，认识这些论题负有一种使命，即提供有利于找到（论题）目录的方法。

[6]而如果从某个初始的范畴或概念（基石范畴或概念）推演出某个学科的全部概念，所形成的就是概念演绎体系。从诠释学的立场看，对事实的解释和对法律规范的选择（法律发现）是一个对流的（相向流动，gegenlaufig）过程，或者如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1899—1990）所言，这是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目光的往返流转[54].阿图尔·考夫曼则把这个过程描述为把事件与正确的法条（Rechtssatz）带入一致（In –die-Entsprechung-bringen），或者说是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相互对应或相互接近。或者如哈特曼所言：困局（问题）思维并不怀疑有体系的存在，也许确定的存在体就潜藏在其本身的思维之中[101]. 诚如菲韦格所分析的，我们不能否认问题和体系之间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实质交错关系（wesentliche Verflechtungen）。[36] 见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第12－13页。

第一类论题涉及待考察的整体（A）或特定的关系（B）。基此，菲韦格认为，解释是一种片段论题学（ein Stueck Topik），它非常适宜于上面所提及的更变[106]. 显而易见，论题学意义上的基本前提通过谈话者的接受而得以正当化。

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 A. W. Russell）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卡纳里斯（G. –W. Canaris）把法律体系理解为某个法秩序之普遍原则体系（价值论－目的论的体系）[12]。

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作为法律公理体系演绎之初始命题或公理极难确立。参见王海明：《伦理学方法》，第155页。

(责任编辑：荃湾区)